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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现居北京,供职于某报社。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定地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推崇自由贸易,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坚信繁荣和幸福来自于自由选择,来自于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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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尊重他们的选择  

2010-05-20 09:37: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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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门”事件中,大家也许知道了这家企业有80万员工,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就有超过30万员工,但也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世界工业史上所存在过的最大的一家工厂。这里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大家可能对专家说的“富士康的自杀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以为然,认为“冷冰冰的数字不能替代真实鲜活的生命”,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任何一个规模相当于30万人口地级城市,甚至是10万人的小县城,每年因心理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自杀几十人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吗?哪个地级市的领导会因此受到责难?哪个地级市会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富士康有9人跳楼自杀,也许时间上有巧合,也许媒体的报道对后来的自杀者有了心理的暗示,但总的来说,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仍然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80万人口的企业不会死一个人。

在自杀的九个人当中,每个人的自杀都有自己的原因,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情绪低落,有的是精神异常导致悲剧,有的则是因为事业不如意而感到心灰意冷。比如饶某因感情纠纷,在跟男朋友通电话的过程中赌气跳下;李某因年龄较大没找到女友,精神压力很大;卢某因为自己原本想当公务员或做研发未能如愿而感觉前途渺茫而自杀。都有具体的原因,不是因为专家所说的“没有一份有尊严的工资”。

并非为富士康开脱,年轻的生命消失总是悲剧,让社会学家、心理专家、企业管理层一起会诊,找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上存在的问题,并对年轻人的心理问题对诊下药,是有必要的,企业办社会也不是不可以,对一个数十万人的企业来说,组织社团组织、引入教会等宗教组织以及心理辅导机构是很好的选择。

但更多的专家并不是如此,他们并不想寻找背后的真实原因,而是将问题大而无当地归结于“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例如,519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9位社会学教授发出的联名信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源于“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 “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而这种“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

而实际上,在媒体的报道中,在富士康的网站论坛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富士康“是个好企业”的正面评价,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最初级的普工一个月薪水2000多元,而且企业还提供住宿,宿舍条件比深圳其他企业要好得多,宿舍里有24小时热水,还为员工提供免费洗衣。在园区内,图书馆、银行、食堂、网吧、咖啡厅、游泳池等设施都一应俱全。很多富士康的员工的评价是“富士康其实很不错”,他们说“在富士康里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都能让人体会到虽然工作上有差异可同仁之间身份却是平等的。”在富士康做普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家境不错,有的月工资2000多元,但平时开着小车。富士康可能劳动强度大、要加班,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努力工作累一点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富士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大,加班也是自愿的,没人强迫。

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并非没有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也并非没有让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来,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没有多少学历,从普工干起,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这是一个很有尊严的薪水水平了。所谓“莫欺少年穷”,年轻人没有经验,薪水低一点很正常,但他们有的是未来。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需要有高学历、高技术和更多的资历,在富士康,做到车间的管理者的职位,就可以达到年薪十万元以上甚至数十万元,这可能需要更高的学历和数年乃至十年的资历,但这不是正常的吗?难道说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应该挣年薪十万才算“有尊严”?

更重要的是,进入富士康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富士康,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工作能够改善自己的境况,能够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经验。

我们看到的是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排队应聘进入富士康,很多人要托关系才能进去,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在六连跳后的4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这在“用工荒”的珠三角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说到底,富士康的“跳楼门”和“低人权优势”扯不上边。富士康的存在一定是改善了这80万工人的状况,否则,那些工人也不会选择在这里工作。他们在进城找工作和在乡下务农之间的选择是自由的,他们在其他的工作和富士康的工作之间的选择也是自由的,在自由选择的状态下,我们认为人们的选择理应是在衡量了利弊所做的最优选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富士康工作一定比在其他地方工作更好,一定比他们在农村务农更好。

让我们想想,如果富士康不存在,这80万人将会是什么状况?在老家务农?失业?打小工?如果按照九位教授联名信的要求,富士康给了他们以“有尊严的工资”,比如说,月薪加1000元,那么80万人一年的人力资本投入就将增加100亿元,这么高的成本增加,对于这家毛利率只有6%的代工企业来说,只有关门大吉了,结果只能是让那80万工人的状况更糟。

富士康给员工的薪水是市场工资水平,这样的工资水平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是富士康的选择,也是员工的选择。他们自己认为这里的工资“有尊严”才选择这里的,为什么远在北京、上海的专家们会认为他们“没尊严”呢?专家们为什么要呼吁对既改善了工人的状况,企业也能获利的选择进行干预呢?

专家们,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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