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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现居北京,供职于某报社。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定地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推崇自由贸易,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坚信繁荣和幸福来自于自由选择,来自于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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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2005-11-24 23:39:43|  分类: 自由主义学术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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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盛洪


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首先,我对我们20多年以来教育改革作一个判断。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个社会。总体来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很有成绩,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明显滞后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现在我们到处在讲中国制造,到处在讲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我们现在很难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国还是缺乏基础性的创新,缺乏原创性的创新,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差得很远。第二点,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体来讲,这些年来涌现出非常多的优秀的学者,但是一般而论,我们还没有涌现出大师,我们还缺少高端的人才,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中华文化要复兴,要形成一个新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如果没有高等人才,没有大师,我们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和我们中国现在文化复兴的要求差得很远。第四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高校体制的弊端丛生,经常出现考试作弊的问题,招生腐败问题,假学位、假职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以权以钱谋取学术地位的问题,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传媒也披露出很多类似的丑闻。

第二点我想做一个比拟。研究经济学的人应该说这20多年以来,是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回顾20多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用20多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术语完全可以描述今天的教育体制。第一个术语叫做“进入管制”。现在我们恐怕已经淡忘了,但是20年以前,中国人是不能随便办企业的,你要想办企业要经过一系列非常繁杂的程序,进入管制的门槛非常之高。但是今天的教育体制还是这样的。而从经济学上来讲,进入管制要有一定的理由。大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所谓的自然垄断。如果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应该对进入进行管制,因为这个行业市场是失灵的。还有一点,企业的最佳规模相当大时,要保证一个行业的有效竞争,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管制,比如说在电信业,要限制进入企业的数量,就要发少数几个牌照。在教育界这两条理由都不存在。教育领域是有竞争的,是由很多高校构成的,并不是一个高校就能教全国的学生。还有一个稍微弱的理由是职业资格。职业资格的安排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职业资格的审查,一般来讲是由职业协会来完成,而不需要政府的进入管制。

下面还有一系列计划经济时期的名词,比如说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产品结构等等等等,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词是经常出现的,在今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育领域看到对应的词。比如说“生产计划”,我们要招多少生要由相关政府机构规定;“价格管制”,就是学费要由政府来管制;“产量指标”也是如此,我们每年要“生产”出多少学生来,不是由每个学校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管制部门来规定的。由计划规定了“产品结构”,我们的院系设置、专业设置实际上是受到管制的,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偏离了需求结构。我们现在高校的院系设置,专业设置是偏离了现在迅猛改变的需求结构,使高校培养出的产品——我们的学生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有重大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了产品多样性,所谓的产品多样性是指教育所形成的新的、更多的专业,新的更多的人才类型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另外是出现了腐败,有管制就会有腐败,教育界有很多的丑闻与大量的管制是有关的。还有一个概念是“合格证的颁发”。我们现在的学位证书,我们教授资格的认定,包括所谓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认定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来管的,他们来担保这些学生和教授的“质量”。如果由政府来担保质量的话,实际上学校就没有动力维护品牌,会产生品牌的损耗,实际上也会出现重大的腐败空间,是因为学校和具体的学校官员,学校教授,他们可能以损害学校品牌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

另外是“统一的产品设计”,很多的教材实际上是全国统一教材,这样一种产品统一设计不见得是最好的,没有一个机制保证是最好的,关键的在于是没有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结果是抑制所谓的“技术进步”。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大量的管制,政府深深的卷入了具体教育领域的操作,导致政府的大量补贴,但其实又是没有衡量标准的。很多的政府补贴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在拍脑袋,也没有任何的机制来保证这些补贴能够被有效地使用,因而是缺乏效率的。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缺乏资金,学生上不起学,我们可能有什么希望工程,但是严格来讲,希望工程只能是一种辅助的安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进行这样一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所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穷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

总体来讲,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计划经济的后果是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收入分配是扭曲的。我们20多年改革的成功让我们知道一个最朴素的常识:计划经济是错的;它最根本性的错误是认识论的错误。即认为计划当局能够知道一切,能够计划一切,实际上这样一种认识论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计划当局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总体来讲,26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是错的,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明确地知道,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是错的。我们同样可以推理,这样一种体制在对人才的生产领域中更是错的,因为在人才的生产领域中,人才是更活跃的一种要素,人是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的。所以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创造,我们用计划经济尚且不能够有效的去操控、把握和推动,我们在人才这个产品的“生产”中更是不可能的,计划出不了大师。

第三点,我想大致讲一讲,我认为的经济学角度看的教育的经济性质。我们大致要判断,到底是一个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对于涉及到判断,到底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由谁来实施是更好的。所谓的私人物品,简单来讲就是可以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换句话说,更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分别向个人收费的物品。公共物品就是正好相反的,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分别的向个人收费的物品。我觉得后面这个讲法是更为简单,更容易判断。我们由此来判断教育到底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一般而言,我们知道如果一项服务或者是一个产品,你不付费就不能获得消费,不能获得对这个物品的占有和消费,和对服务的享受的话,它就是私人物品。这在教育领域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假如你不交学费就不让你上学,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来讲,教育是一个私人物品,但是不完全。我觉得关键是在教育的两头有一些问题。在初等教育这一头涉及到教育的公平问题,涉及到起点公平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有些人因为家庭贫穷,他不能受到教育,导致的是不能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有着某些公共物品的性质。在另外一头,高等教育这一头,也不纯粹是私人物品。因为高等学校承载着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不仅是教会学生,而且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见得有直接的市场回报,而要经过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的检验,最后才能被推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这一头市场是失灵的,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市场之外的补救的话,既政府的和民间非营利机构的介入的话,这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总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说,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私人物品,但是在两头存在着一些公共物品的性质,在中间基本上是私人物品。从职业高中,高等技术学校出来直接就可以寻找职业,学生上的这个学就可以对他们的个人收入产生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私人物品。如果是私人物品的话,基本的对应结论就是说它可以由企业来提供;如果是公共物品的话,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也可以由民间来提供,可能民间提供更好,是因为民间更有效率。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高等教育可由民间来提供。

第四点我想大致讲一讲我心目中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我觉得就是两点,一点是市场化,一点叫民间化。市场化在这里的含义并不是说一定要适应市场,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含义,不等同于产业化,市场化这个词在这里等同于“竞争”。可以有多家的学校之间的竞争,但是他们的竞争方式未必纯粹是市场的。这里包括了民办学校,公立学校;民办的营利性学校,和民办的非营利性学校之间的竞争。他们之间之所以能竞争是因为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他们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基金,政府的基金,民间的基金,他们竞相向基金争取资助,形成这种竞争的态势。民间化应该说是比较清楚,民间营利性和民间非营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不一定是政府来做,民间也是可以来做的。当然我还加上了这样一种组织,叫做民间基金会,这是民间非营利性学校制度安排的补充。

第五想讲一讲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第一点还是从宪法出发,以宪法为基础,因为我们的宪法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含义是自由进入。办教育和办其他的企业和事业是一样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公民本来天生就有权利办教育,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但是教育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所以对于教育领域要有些管制,因为刚才讲了,存在着某些公共物品的性质,要进行一些管制。但是我们知道,在宪法精神的前提下,这种管制只能是一种特殊权力。所谓的特殊权力,就是偏离了一般原则的一种特定情形下的权力。既然是特殊的,就需要被证明,并经过一个合法程序,否则不能设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这是符合我们宪法精神的一个基本逻辑。我们这些年垄断行业的改革,包括公用事业的改革都在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第二点是建立一个超脱的教育管制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政校分开。现在这样一种体制实际上是政校不分的,“政”在深深的卷入到“校”的管理中,学校缺乏教育的自主权。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像当初的政企分开一样,教育领域中应该是政校分开的,政校分离以后,才能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一个政府管制机构下面有一些企业,永远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如果教育的管制机构,下面还直属着一些学校,就永远不可能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是要政校分离。再有一点就是要取消管制。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取消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的管制,包括“进入管制”,包括“生产计划”,包括“价格管制”,包括“产量指标”,“产品结构的规定”,“统一产品设计”,“产品合格证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要取消,因为我们没有理论,没有经验证明这些管制使我们教育更好,它徒然增加了很多成本,限制了我们的发展,还造就了腐败的空间。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取消管制,还是要改进管制,管制机构改进管制,主要是对于学校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不能采取不正当竞争。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这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初等教育一定要保证起点的公平,这是政府应该尽的义务。不见得一定是公办学校的形式,可以采取教育券的形式,学生拿着教育券去选择学校,可以是公办的,也可以是民办的。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拿出国家的基金进行这样的鼓励创新,而不是直接把大把大把钱给学校,而是建立这样一些基金来有效的使用这些钱。还有就是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帮助穷人的孩子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同等的发展机会。最后一点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的民间资金转移到教育领域中来。

第六点,最后讲一讲我认为的比较恰当的民办与官办,营利与非营利的基本格局。首先是讨论一下民办与官办的优劣,总体而言,民办的教育更有创新活力,中国历史中就可以看到的,先秦时诸子百家,孔子,老子等等,涌现出这样一批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上大师级的文化精英,这些人恰恰都是在民间创造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到了宋实际上有人统计过,一共有700多家民间的书院,宋是我国文化又一个活跃期,涌现出一大批大师,周敦颐,二程,张载,苏轼和朱熹等等这样一些人,应该说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出现了文化上的革新,又奠定了后来中国主流文化。官办的优点就是官方有更多的资源,能更大程度上推进文化和教育,比如说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对于中华文化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就更能够普及文化。

营利和非营利的优劣也可以讨论一下。营利性的学校也有它的优点,他们更考虑功利目的,更能学以致用,培养的人才就一定能够找到职业。类似于像美国的MIT,当初建校的时候就说自己的宗旨跟哈佛不一样,就是要培养学生有实际的能力,这是营利性学校的好处。非营利机构不太考虑当下的功利,但是他们更能超越当下,更能出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写诗并不是为了稿费,完全是个人生命的涌现。如果仅考虑功利的话,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方向应该是以民间非营利为主的,官办与民间营利性学校共同形成的一个高等教育的恰当结构,如果我们高等教育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改革,我相信,我们的大学一定能够承担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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